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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療賠償時代來臨

◎賴佑哲

　近來又有三總的醫療糾紛，醫療相關事件頻傳，藥害救濟也被特地提出。繼北城醫院醫療責任賠償協調之後，台北市立婦幼醫院因為醫療事件被地方法院判決須賠償二千一百萬餘元，可以說是歷年來賠償金額最高的醫療糾紛判決。根據粗略計算，該醫師必須年收入三百五十萬元，扣掉百分之四十的所得稅後剩下二百一十萬元，換算下來至少十年不吃不穿，才能籌出這筆賠款數目。是不是從今以後高額醫療賠償時代已經到來，或者這只是特例，目前雖然還不能確定，但是這一連串事件所帶來的影響，從積極面來看，倒是至少有以下幾項值得探討和期待。

減少非理性行動

　抬棺抗議或聚眾騷擾是醫療糾紛屢見不鮮，而且 也是患者一方最覺得有效或刺激的方式。患者家屬一方面達到激情發洩效果，另一方面也達到恐嚇取財之目的。至於醫院之一方，則因公權力之不彰和媒體不平衡的渲染報導，醫護人員士氣大傷，對基層醫療院所之生存更是致命一擊。如果是小醫院，往往因此遠赴他鄉重新開始。如果是大醫院，也因此雞犬不寧。這種非理性行動其實受傷的是社會和醫療機制。凡是經歷過這樣歷程的醫界朋友，個個無不從此自求多福，絕口不再談醫療倫理或濟世救人的理想。得利的是地方民意代表或黑社會的角頭，因協助抗爭分得為數不少的賠 償金當活動經費，也可算入服務民眾的政績。

　如今，若經由法院已經能獲得高賠償金額，而這樣高的金額已經是非理性行動無法取得的數目，更何況非理性行動更需另外付出前述的角頭活動經費時，民眾未來將願意經由法院判決來替代以往的非理性抗爭行動。

促成責任保險化

　根據保險公會的資料推估，每年醫師業務責任保費收入約為四千萬元，有關醫師投保業務責任保險的人數約在六百人左右，平均保費約六萬元，而保險金額則以每人二百萬元，每次事故總額五百萬元為一般之情形。由以上推估比照目前台灣總共有三萬餘名醫師，每一百人中只有五名投保，顯然投保率太低。

　投保率低的原因，大部分是保險公司的保險範圍或理賠速度無法滿足投保人之需求和期待。尤其台灣目前醫師業務責任保險保單出險的條件在於醫師因執行醫療業務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時才有理賠，因此，當醫療糾紛發生時，當事人醫師和患者都心急如焚，而保險公司以逸待勞坐等法院釐清責任。而保險公司可以逸待勞等法院釐清責任，則又是因為一般法院判決之賠款通常比民間協調會獅子大開口式的要少而且沒有壓力。當事人醫師在壓力極大下恨不得夢魘能轉眼結束，此時期待保險的減輕責任功能完全喪失，難怪醫師責任保險不能普及。

　此次高額賠償的情形將可促使保險公司戮力配合進行和解，不再拖延結案時程。進而使保額和保費同樣提高，藉此提升醫師保險的意願，也提高保險公司理賠的機制和水準。

提供受害補償機制

　醫療糾紛的原因通常是醫療的結果和患者 期待有意外的不同。面對醫療糾紛常常聽到患者一句很可笑的話：好好的人竟然被醫成這樣子。我總忍不住在心裡罵說，好好的人來看醫師幹嘛！再仔細追究背後原因，則部分是經濟因素或生活頓失支柱心生不滿而產生求償心理。此時，若又見到年輕的鰥寡和嗷嗷待哺的小孩或年邁的雙親，往往讓人不勝欷歔。在可以歸類為無過失結果或輕微過失的醫療不幸事件之情形，假如法院能避開刑事責任追究，而斟酌雙方能力和受害之情形給予適當的民事補償；而就醫療人員而言，則能適當伸出援手，不必因為責任問題和壓力，導致心中陰影 久久不能散去。事後雙方更能互相體諒，未嘗不是一件合於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社會公理與正義。

重視醫療倫理

　就在今年一月一日起美國各大報登出美國西 維吉尼亞州有四家醫院，總共二打以上的外科醫師開始以休假方式停止手術，以抗議高額的醫療責任保險費負擔。其中有一家醫院的十九名骨科、心臟和一般外科醫師中的十八名開始用休假方式取代罷工。已經有一名病人必須送往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別州醫院進行緊急手術。由於民眾和醫師對醫療倫理的期待，讓醫師們即使面對沉重的保險費和醫療理賠金，仍然不能輕言罷工。只是有許多醫師紛紛表示他們將搬遷到比較適合他們執業的地方去工作。醫療倫理是醫療人員和患者彼此尊重和信賴的基石，醫療糾紛興訟或抗爭造成的新聞都 是對這一層珍貴醫病關係的嚴重傷害。

　國內醫界近年來提倡醫療倫理不遺餘力，我們非常樂見這種精神能生根結果，正如上述美國醫師的敬業態度和精神也是一種醫療倫理精神的發揚。高賠償金額使得醫師們更為謹慎，因為醫師們認知到談業績論獎金這種向錢看的風氣，到頭來賠了職業尊嚴，更使賠償金額不斷升高，真是得不償失。

　不管高醫療賠償時代是否來臨，我特別呼籲衛生主管機關和立法機關能盡速將行政院版本的醫療糾紛處理法送審通過，早日為日益增多的醫療糾紛安排一個比較合情合理的仲裁制度。（作者賴佑哲╱台中順天醫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