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社評論》台灣政黨的階級性格

■ 徐永明

最近媒體喜歡用一個貶抑的詞來描述民進黨的社會基礎，即所謂「鄉村黨」，認為民進黨在大台北都會區的政治支持正在消退，而完全以南部的選票為根基，緊接著這個「定性」，就開始算起南北國民所得的差距、人口的密集度、教育水平的高低，乃至於國際化的程度，然後有一個暗示性的結論：民進黨是一個鄉村政黨，代表著沒有未來，缺乏展望性的政治勢力。

這個觀察當然有著優越感存在，認為相對於民進黨這個鄉村黨，泛藍政黨是都會黨，以中產階級為主幹，是高教育、有國際觀的，尤其對照於紅衫軍的階級性格，更成就了所謂新公民運動，新公民可不是每一個台灣民眾都可以當的，就像靜坐的ＶＩＰ區一樣，有著一圈又一圈的階級界線在那裡。

但是這個觀察卻忽略了，過去十年來藍綠版圖的大重組過程，以及相掛勾的全球化衝擊。民進黨並不是一開始在南部就有優勢的，二○○○年陳水扁贏得總統時，南部的選票還是連、宋加起來的比較多，一直到二○○四年，阿扁的選票才一舉在南部以及本省籍選票過半，其實南綠北藍的現象發生不到兩、三年的光景，而二○○五年三合一選舉，民進黨的挫敗不過是加深了這個印象。

當然，這個政治版圖的重組卻也深化了民進黨政權的階級性格，以及民進黨在全球化的角色，不是傳統福利國的定位，而是在全球化，乃至於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民進黨必須扮演，捍衛被全球經濟整合浪潮邊緣化的部門，甚至因此而成受難階級的守護者的角色，因為這些群眾已經成為民進黨執政連任的新興社會基礎。

其實，這是全球化過程中政府的積極功能，不是反全球化，而是認清全球化過程中有受益者與受難者，政黨的定位差別在於扮演哪一群人的利益代表，而所謂「都會黨」與「鄉村黨」的分化也在於此：不是誰比較優越，而是各自的政治基礎與政策差異在哪裡，以及全球化過程中政府功能的定位。

或許，就如二次戰後的歐洲社民黨，雖然高舉違反市場潮流的國有化政策，卻一直是執政的主流；而台灣政黨的階級問題不在於誰高誰低，而在於全球化浪潮中，政權角色的清楚定位：誰能來捍衛台灣的利益。

（作者為中研院社科所助理研究員）